後危機時代,復蘇的差異性將長期存在,利益的重新分配將深入演化,政策的被協調問題將不斷擴散。未來金融領域,貨幣政策的被協調問題還將以“歐美較長時期滯留于‘超常規’政策退出階段,新興市場快速進入實質性緊縮階段”為主要表現,美聯儲將通過引導市場預期的方式在較長時期內保持寬鬆貨幣政策基調,2010年加息的概率不大。
2010年以來,全球經濟進入後危機時代的復蘇階段,但各經濟體在漸進復蘇進程中的差異性逐漸加大。無論從時點還是從強度看,全球經濟復蘇的這種區域差異性已成為各經濟體利益獲得不對等的主要背景,也決定了各方為獲取自身利益必將不斷調整和博弈。從後危機時代的經濟金融大趨勢來看,無論是各經濟體的政策調整、主權債務危機的演化,還是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均體現了差異性復蘇進程中全球利益博弈的結果。
政策調整從“有協調”到“被協調”
對於後危機時代的全球政策調整問題,我們的核心觀點是:單純的政策退出難以應對各種風險,貿然的退出更可能破壞復蘇的節奏,2010年全球政策調整的整體風格將是有進有退有協調,基本原則是避免不成熟的過早退出和不乾脆的過晚退出。2010年第一季度,從整體上看,全球政策調整的“有進有退”正有序進行。“有退”表現為大部分經濟體正在適度縮小刺激性的政策支出,重新謀求政府財政的“再平衡”,超寬鬆貨幣政策向寬鬆貨幣政策轉變的“去超化”進程也正漸次推進;“有進”則表現為大部分經濟體正逐步推出促進中長期經濟發展的經濟政策,美國通過了旨在實現全民醫保的醫改法案,一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也跟進了經濟結構調整政策。
但從結構上看,差異性擴大的復蘇正將全球經濟政策的“有協調”轉變為“被協調”。“有協調”是以實現全球經濟復蘇利益最大化為核心目標,以復蘇利益在全球範圍內的有效和公平分配為主要標誌,以全球各個經濟體主動參與、平等溝通、有效協作為主要表現的全球政策協調機制;“被協調”則是以少數經濟體的個體利益淩駕於全球復蘇整體利益之上為主要標誌,以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未能實現全球復蘇整體利益最大化為主要表現,以經濟金融領域的霸權主義為主要方式的全球政策協調機制。
2010年第一季度,全球金融領域的政策“被協調”現象已經有所顯現:差異性復蘇加大了美國推遲寬鬆貨幣政策退出以實現“搭便車”的潛在激勵,全球通脹壓力未能得到發達經濟體政策調整的有效控制,進而導致新興市場經濟體被動貨幣緊縮的壓力有所加大。2009年12月至2010年3月,越南、馬來西亞和印度分別加息100、25和25個基點,邁出了退出寬鬆貨幣政策的實質性步伐。與此同時,美聯儲僅上調了再貼現利率,並未根本性地改變寬鬆貨幣政策基調。
我們認為,後危機時代,復蘇的差異性將長期存在,利益的重新分配將深入演化,政策的被協調問題則將不斷擴散。展望未來,在金融領域,貨幣政策的被協調問題還將以“歐美較長時期滯留于‘超常規’政策退出階段,新興市場快速進入實質性緊縮階段”為主要表現,美聯儲將通過引導市場預期的方式在較長時期內保持寬鬆貨幣政策基調,在2010年內加息的概率不大。在經濟領域,宏觀政策的被協調問題則可能將表現為新興市場結構調整壓力和自主創新壓力的被動加大。一方面,美國可能將利用其對全球匯率市場和國際資本流動的較大影響力實現其5年出口翻番的目標,這將對新興市場出口造成較大的“擠出效應”,加大其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另一方面,美國可能將延續抑制技術輸出的貿易政策。美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1992-2009年,技術、專利對外輸出在美國商品和服務出口中的佔比始終處於5.5%以下的低水準,2009年技術、專利輸出佔美國服務出口的比例更是從2008年的16.67%降為16.58%。美國抑制技術輸出的貿易政策在保障美國勞動生產力比較優勢的同時,減弱了新興市場通過引進成熟技術快速提高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的可能性,加大了其在經濟起飛過程中自主創新的壓力。
全球政策調整從“有協調”轉向“被協調”,是差異化復蘇過程中全球利益博弈的結果,也給全球經濟復蘇帶來了新風險。其一,保護主義和匯率爭端將更趨氾濫;其二,全球經濟和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性將進一步加劇;其三,全球範圍內的多邊協作氛圍將有所惡化;其四,全球經濟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將有所下降。
利益博弈決定主權債務危機演化進程
自2009年底希臘主權債務危機初露端倪至今已半年有餘,在經歷了激烈的爭論與反復的博弈之後,直到2010年4月歐盟與IMF才達成了實質性的救助計劃。救助計劃出臺如此困難,主要是背後存在著多方博弈和兩難選擇:
其一,歐盟內部成員國對於是否救助希臘存在較大分歧。以德國為代表的成員國主張希臘通過縮減財政赤字、在市場上自行融資以解決債務問題;以法國為代表的成員國則認為,為緩解市場憂慮,避免區域金融動蕩,應儘早救助希臘;就希臘本身而言,則利用德法等核心國家不敢冒歐元崩潰和歐元區解體的風險,以及不願看到IMF插手歐元區事務的微妙心態,為自身爭取最大利益。
其二,歐洲央行作為區域貨幣政策的制定機構,在是否施救的問題上面臨兩難。一方面,如不及時救援希臘,則會影響歐元的國際地位,不利於歐元區經濟保持穩定;另一方面,如貿然出手,則容易造成逆向選擇,變相鼓勵希臘等歐元區週邊弱國長期放任財政赤字,“綁架”區內嚴格執行財政紀律和經濟狀況較好的國家。
歐盟內部存在的較大分歧和兩難選擇,使實質性的救助計劃遲遲難以出臺,一度致使市場信心急劇下滑,主權債務風險不斷惡化。
經過利益各方的反復權衡和博弈,歐盟與IMF最終達成了資金援助方案——歐盟同意于2010年在必要時向希臘提供高達300億歐元的緊急援助貸款,IMF則可能以多年期備用貸款安排的方式向希臘提供至少100億歐元的資金。該救助計劃覆蓋了2010年希臘債務的風險敞口,大幅降低了希臘近期融資風險,有助於避免希臘債務危機繼續惡化。但我們認為,這一短期利益博弈均衡結果穩定性相對較差,主權債務問題的未來演化仍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最新救助計劃顯示,各方尚未就歐洲經濟結構調整等債務危機的根本性問題達成一致,有效防範系統性債務風險的機制也尚未形成。這不僅致使希臘債務問題在2010年之後的發展前景尚不明朗,而且使債務和經濟增長狀況類似希臘的葡萄牙、西班牙、愛爾蘭等經濟體在歐元區內部還可能繼續引發債務危機;另一方面,歐元區成員國必須按照一定比例出資救助希臘,但許多國家仍身處經濟衰退和債務危機的邊緣,很可能在出資後面臨更嚴峻的困境,在危急時刻是否能迅速為希臘提供援助資金存在變數。
利益博弈加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自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甚至陷入衰退,部分發達經濟體在全球貿易中過於強調自身經濟利益而不是互惠互利,促使貿易保護主義日益抬頭。
當前既有的國際貿易格局是基於各經濟體的比較利益,按照互惠互利的原則自然發展起來的,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只能打破互惠互利的利益分配格局。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發達經濟體更多地對新興市場經濟體採取了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加劇了全球發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之間利益再分配的失衡,主要體現在:一是發達經濟體通過提高關稅、限制配額等有形壁壘和知識產權、碳排放等無形壁壘,提高進口商品成本,以損害新興市場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出口增長,來獲取消化本國過剩產能和拉動本國經濟增長的利益;二是在保護本國新興產業的同時,發達經濟體所採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新興市場未受保護的產業造成了巨大的損害,進一步加大了新興市場在新興產業方面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三是發達經濟體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擴大了其國內利益集團的利益所得,但同時增加了新興市場出口的交易成本,以犧牲新興市場的經濟利益來換取本國的政治穩定和民眾支援;四是發達經濟體所採取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一定程度上放緩了諸多貧窮國家經濟發展以及民眾生活水準改善的步伐,對一些貧窮國家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進一步加大了世界各經濟體之間的貧富差距。